“我这辈子总是在跟那些很像这只蜜蜂的人打交道。”
——查理·芒格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一个角度，一段时长
1919年春天，一位三十出头的动物学家在户外摆了一碟糖水，给每一只飞来的蜜蜂背上点一个色斑，然后蹲在蜂箱旁边，看它们回去以后做什么。
他叫卡尔·冯·弗里施，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那个春天他看出了一件事：蜜蜂回巢之后在巢脾上转的那几个圈不是乱转，是在报信——附近有吃的。
真正难的那一半，隔了二十六年才解开。1945年6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沃尔夫冈湖边的一处小地方，他把喂食点挪远，终于看懂了另一种舞：蜜蜂在巢脾上走一段直线，一边走一边左右摇摆，走完拐个弯绕回起点，再走一遍。
这支舞里最要紧的是两样东西：一个角度，一段时长。摇摆那一段走的方向与竖直方向夹多大的角，蜜源就在与太阳夹多大角的方位上；摇摆持续得越久，路就越远。同伴不必跟着飞一趟，听完这支舞，自己就能出门。
1973年，冯·弗里施因为这件事拿到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个角度，一段时长——另一个物种彼此之间说的话，就这样被一句一句译了出来。
这里还有一处值得留意的地方，芒格没有说过，是我自己从上面那两条里看出来的：蜂巢里面是黑的，巢脾是竖着挂的，所以蜜蜂拿“正上方”这个方向来表示“朝着太阳飞”。也就是说，在这套语言里，“正上方”这个最顺手的说法，早就有主了。
把蜜源放到正上方
接下来的事，是已故的美国投资人查理·芒格讲的。他晚年把人常犯的心理错误一条一条列出来，排到第二十三条，起名叫“废话倾向”。
有位科学家想看看，这套那么好用的系统，遇到它没见过的情况会怎么样。他把蜜源放得很高。非常高——高到自然界里不会有蜜源长在那儿。
蜜蜂飞上去，找到了，飞回来。
芒格写的是：这只可怜的蜜蜂，天生就没有一样东西，能把它眼下非说不可的这件事传达出去。
按理说，它这时候没什么可报的：方向那一项，它的舞里填不进去；距离那一项，也对不上。你大概会以为，它会缩到角落里，什么也不做。
它没有。它回到巢里，跳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舞。
这个实验，芒格在两次演讲里都讲过，那位科学家他没有点名；我没能找到这场实验的原始记录，也没能查出那位科学家是谁。能核实的是前面那一半——那支舞的语法，以及它里面确实没有一个位置装得下“正上方”。而这一格真正靠得住的，恰恰是那一半：不必看见那支乱舞，只看这套语言的样子，就知道它到时候一定说不出来。
它缺的不是话
不是“废话是话多的人的毛病，少说两句就好”——而是：废话是一个被问到自己没有答案的人，在没有别的出口时交出来的东西。它缺的从来不是话，是那一支能说出“我不知道”的舞。
这两件事差得很远。话多不等于废话：一个人可以讲上半小时，句句有货；也可以只说一句，那一句什么都没说。那只蜜蜂话并不多，它只跳了一支舞，短，也照样是废话。
芒格把这一条的开头写在了一个容易被读漏的地方。他说，人是一种“拥有语言天赋的社会动物”，正因为如此，才天生就有本事啰里啰唆，说出一大堆给正在做正经事的人添麻烦的话。
这句话把因果摆反了过来：废话不是语言能力不够的结果，是语言能力本身的产物。一样不会说话的东西，是说不出废话的——它只能安静。那只蜜蜂之所以能跳出一支胡话，恰恰因为它会跳舞。
芒格接着补了一句大白话：有些人会制造大量的废话，有些人则废话很少。他没有解释这中间差在哪儿。
而这支舞的代价，不落在跳的那一只身上。芒格在另一场演讲里把这层说得很干脆：那些明明不了解、却总是很有把握地答上一段的人，就像那只乱跳舞的蜜蜂，只会把整个蜂巢搞得乱哄哄的。跳舞的那一只什么也没少，被支使着飞出去的是别人。
1995年那一版讲稿里，他给这一条起的名字还不是“废话”。他叫它“非说点什么不可”。
这个名字说的不是嘴，是处境——一个人被放在非得给出点什么的位置上，而他手里没有那样东西。
有一个人，当场坐下了
芒格自己讲过一次反例，主角是通用电气已故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
有人当面问韦尔奇：苹果到底做错了什么。芒格数十年的投资搭档沃伦·巴菲特当时也在场。
韦尔奇是工程学博士出身，芒格对他的评价是“商界巨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回答是一句话：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
后来有人拿同一个问题去问芒格。芒格说，我把韦尔奇的答案抄过来——在这个领域，我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见解。他接着补了一句，说他之所以照抄，是为了教一个道理：当你不了解、也没有相关的才能时，不要害怕说出来。
讲完韦尔奇，他才讲那只蜜蜂。两件事在他那儿是连着的，他的原话是：换成韦尔奇，它就会坐下来。
同样被问到一个答不上来的问题，一个坐下了，一个跳了起来。芒格在同一段里还说了一句更要紧的：没有人期望你什么都懂。
别急着说“换我肯定不会”
读到这儿，你心里大概已经冒出一句话：
「我要是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啊。」
这句话听着没错。可难处从来不在那四个字本身，在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是一句把话头掐断的话——你说完，场面空一下，下一个人接不上，所有人都看着你。
那只蜜蜂没有这一层为难。它跳的时候，不觉得自己在胡跳，它觉得自己在报告。它带回来的是一条真消息——上面真的有蜜源，这一点它没骗任何人；它只是没有一个说法，而它又不能什么都不说。
人比它多一样，也少一样。多的那一样是：你多半知道自己手里没有答案。少的那一样是：知道了以后，除了把它填上，你还能做什么。
我也跳过那支舞
有一年的年度规划大会，桌上一个一个说下来，说的是各自第二年的目标。最后轮到我。
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明年的目标该定在哪儿。轮到我的时候，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讲了不少——自己的一些想法，往后的一些打算。讲得不算短，也不算离题。
只有一样没讲：目标。
我讲的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假的，也没有一句是别人的。它们只是没有一句回答了当天那个问题。
我不是没察觉——我一边说，一边知道自己在绕开它。
后来才想明白，卡住我的不是肯不肯认。是绕开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那会儿我手里只有两样东西：一句会让桌上空几秒的实话，和一堆说得顺、又都是真的话。我挑了后面那样。
先给自己备一句话
给自己备一句话，替掉“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之所以难说出口，一半是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在说“我没用”，另一半是因为它说完就断了，后面接不上。换一种说法，这两个麻烦一起就没了：“我知道的到这儿为止”。
先说出你知道的那一段——哪怕只有一句；再说出边界在哪儿；能接上一句“往下我还缺什么才说得出来”就更好。
这句话不比“我不知道”更谦虚，它比那四个字信息更多。对面拿到的不是一个空白，是一段有边界的东西——而有边界的东西，是可以接着往下用的。
它真正替你解决的，是刚才那几秒空白。你不再是把话头掐断，是把它交出去。
它带回来的，一样都不少
那只蜜蜂不是骗子，也不是懒。它飞了上去，看见了，也飞了回来。它带回来的东西一样都不少。
它缺的只是一个说法——而它的舞里，那个最顺手的位置早就有了别的意思。
我们比它多的，恰好就是它没有的那一样：我们可以说“这个我说不上来”。这句话不是天生带着的，是得自己装上去的。
装上它，不是为了少说两句。是为了在你确实说不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有一支跳得出去的舞。
格外的话
芒格给这一条开的对策只有一条，而且是开给机构的：把爱说废话的人挡在严肃工作之外。他还引了一位工程学教授的一句刻薄话来加重这层意思。可紧接着那句刻薄话，他自己补了一句——说他引这句话，一半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个说话不留情面的人，改了半辈子也没改掉。
我的判断是：这一格拿去看别人，几乎没有用。倒不是因为人察觉不到——那只蜜蜂察觉不到，人常常是察觉得到的，我在那张桌子上就察觉到了。是因为察觉从来不是缺的那一样。当场缺的是一句说得出口的替代话。你把一个人挡在门外，他下次还是会跳那支舞，只是跳给别人看。
反过来的那一半也站得住，我不打算绕开：对一个组织来说，把噪音挡在决定之外是必要的——那条对策管的本来就不是那个人会不会改，是这一次的决定会不会被搅浑。会上人人都“充分表达”，事情就推不动；这一层芒格没有错。
但我不打算把这一条写成一份认人的本事。往那个方向用，它很容易就变成“我身边有个废话精”，而这句话对你自己的判断力，一点忙也帮不上。
真正让我记住这一条的，是另一件事。芒格写下“废话倾向”这四个字的那篇讲稿，前言里一口气列了四条他不该发表它的理由，最后一条只有一句：我也许会让自己显得像个傻瓜。他还提到老同学给这种毛病起过一个名字，叫“鞋扣情结”——有个人在鞋扣这门小生意上做到了领先，打那以后不管聊到什么话题，都是一副无所不知的口气。
一个人在给“废话”下定义之前，先担心自己正在犯它。这件事比那条定义本身更值得记住。
最后我也用一次今天这个说法：那位工程学教授是谁，我没能查出来；那个把蜜源放到正上方的实验，我也没有找到原始记录。我知道的，到那支舞的语法为止。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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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谦备忘录，愿你每篇都有收获，我们下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