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和古罗马那些伟大的演说家正是使用鲜明的形象作为记忆辅助手段，才能够在不用笔记的情况下滔滔不绝而有条有理地发表演讲。”
——查理·芒格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那间塌了的屋子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北边的塞萨利，一位有钱的贵族办了一场宴会，请古希腊抒情诗人西摩尼德斯来唱一首赞美他的颂诗。
诗唱完了，主人不高兴——诗里除了他，还赞美了一对神祇兄弟。他只付了一半钱，说另一半，你找那两位要去。
席间有人进来叫西摩尼德斯，说门外有两个年轻人要见他。他走出去。门外一个人也没有。
就在他跨出门槛之后，那间厅堂的屋顶塌了下来。
家属赶来收殓的时候，遇上了一件他们没有准备的事：认不出来。不是认不清，是认不出——最直接、最现成的那个办法，看脸，在那天用不上了。
西摩尼德斯做了一件当时没有别人想到的事。他不看人。他回想座位——谁坐在哪一张席上，唱诗的时候他一眼扫过去，全在。他就靠这个，一个一个指了出来。家属把每一位都领了回去。
他后来说，让记忆真正管用的，不是你多用力去记，是次序。这套办法就这样落了地：把要记的东西，一样一样安进一个个位置里，用的时候顺着位置走一遍。两千多年过去，凡是教人记东西的，几乎都从这个故事讲起。
各家说法并不一致
我刚才讲得很顺，你读得大概也很顺。
它确实好记。一场宴会，一句刻薄的话，门外两个不存在的年轻人，塌下来的屋顶，还有一张一张对得上号的席位——每一样都是画面，一样都不用背。
可最早把它写下来的那个人，是一边写一边打着折扣的。公元前 55 年，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在《论演说家》里讲这一段，用的全是“据说”“人们说”。他通篇没把它写成自己知道的事。
一个半世纪之后，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在他那部演说术教科书里又讲了一遍。讲完，他专门加了一段：那首颂诗到底是给谁写的，各家说法不一样，摆出来有四个名字；那间屋子在哪座城，也有两个说法，他自己倾向的那个，和西塞罗跟的那个还不是同一个。他另外挑明了一处：门外那两个年轻人是神祇显灵这一节，在他看来纯属虚构——因为西摩尼德斯本人从没提过这件事，而这样一件替他增光的事，他断不会绝口不提。
两个人，隔着一个半世纪，各自在讲完之后亲手给这个故事加了存疑。
两千年过去，人们记住了屋顶塌下来那一幕。那两句存疑，很少有人再提。
这件事昆体良自己在同一页上就说破了一半。他开头写的是：最早传授记忆术的“据说”是西摩尼德斯，关于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公元 95 年，它已经“众所周知”；而紧接着，他把说不清的地方一处一处摆了出来。两件事同时成立：它广为人知，它细节存疑。前一件不是靠后一件挣来的。
已故的美国投资人查理·芒格在这一条里给过一句很硬的话，说的正是这个：那些极其鲜明的形象，因为便于被记住，因而更容易被认知，所以应该有意低估它们的重要性，而有意高估那些不那么形象的证据。要紧的是“有意”这两个字——不刻意去做，这件事压根不会发生。
这一格要说的不是“容易想到的东西会被高估，所以要多留个心眼”——而是：你根本没有心眼可留。这个故事能活两千年，靠的不是有人核过它，是它好记。而好记、是真的、要紧，是三件事，不是一件。
漏掉的那一样不会举手
芒格给这条倾向起了个很拗口的名字，叫错误衡量易得性倾向。意思其实很短：脑子干活时，用的是手边现成的那些。它记不住的，用不上；被别的什么挡着没认出来的，也用不上。于是手边现成的那一份，就被当成了全部。
这句话听着像废话。扎人的地方在下一句——
你手上那份名单，看上去总是满的。
它漏掉的每一样，都不会在漏掉的地方留下一个洞。一个你没想起来的选项，不会举手告诉你它不在。所以你回头检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份完整、哪儿都不缺的名单，而它可能正缺着最要紧的那一项。
那天赶到厅堂外面的家属，手上有的是脸。脸是现成的。他们对着脸看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想到“座位”这样东西也在，因为座位不在手边，席一散就没了。
没有数的那一半
那么，什么最容易掉出这份名单？
芒格在同一条里给过一个具体得多的答案，而这句话很少被人转述：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不容易被量化的因素，而不是几乎只考虑可以量化的那些。
容易得到，不只是“容易想起来”。有数的，就是容易得到的。 一件事只要能算出个数来，它自己就进了名单；算不出数的那些，得有人特意想起它，它才有机会进。这一步之差，看着很小，日子久了就是两份完全不同的名单。
芒格自己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一整门学问。他说早期那些心理学教授，想用一种狭窄的、能在校园里反复做的实验撑起整个学科，每次只针对一种心理倾向。他给这件事开的诊断，正是这一条：偏好容易控制的资料。
接着他打了个比方，很不客气。他说这就好像物理学因为星星搬不进实验室，就把天体物理学整个划出去，顺带把所有几种力一起起作用的情况也划出去。
一门学问就这样被它那间实验室，修剪成了实验室的形状。
别误会
读到这儿你心里大概在嘀咕：
「道理我懂。可我总不能凭空想起我想不起来的东西吧？」
这句话是对的，而且这一格最难的地方正在这里。
别的几条心理倾向多少还告诉你往哪边偏——你知道自己容易护着已经认下的结论，也知道自己容易跟着人多的那边走。这一条不告诉你偏在哪儿，因为偏掉的那部分，按定义就是你此刻够不着的那部分。
所以这一格给不了“多想想”这种办法。多想想调动的还是同一份名单。
那张我挺满意的表
有一年我要在两个方案里挑一个，挑之前把能查的都查了：两边的数摆成一张表，一项一项对下来，最后挑了数好看的那个。事后回头看，这个决定本身没错。
只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那张表上的每一项，都是当时能查到数的那些。而真正让后来那半年不好过的，是一样我压根没往表上写的东西——不是我算错了它，是我从头到尾没有算过它。
我不是没把它放进去。我是根本没想到有这么一样东西可以放进去。那张表当时看着是满的，我还挺满意它有多齐。
今天就能试的两个动作
芒格给这一条开了三条对策，我挑其中两条最省事的。
一、按单子办，别按印象办。
他说，对付这条倾向的主要办法通常是按程序办事，包括用检查清单。清单的好处不在它多聪明，在它是你在还没被任何画面绑住的时候写下来的——它替当时那个清醒的你，站在今天这个被吓着了，或者被说动了的你面前，不动。
今天就能做的一件小事：把你手上那份“要考虑的因素”看一眼，问自己一句，这上面每一项是不是都有数。如果是，多半漏了东西。在最后添一行，就写“没有数的那些”，先空着也行。
二、请一个专门跟你唱反调的人。
芒格的原话是：找一些知识渊博、富于怀疑精神、能言善辩的人，请他们扮演现有观点的反方角色。他要的不是“提点意见”，是让人专门站到对面去。
今天就能做的一件小事：下次你做完一个决定、还没宣布之前，找一个不欠你人情的人，问的别是“你觉得怎么样”，问“你说说这事会怎么砸”。前一句问出来的多半是客气，后一句问出来的，才有可能是名单上没有的那些。
回到那间屋子
西摩尼德斯那天做的事，说到底只有一步：他没有对着手边那样东西使劲，他去想了一样当时不在手边的。
后来他把这一步变成了一门手艺，芒格说古希腊和古罗马那些最好的演说家就是靠它，不用笔记也能有条有理地讲很久。这话是真的，这门手艺一直管用。
顺带说清一件事，免得读岔了：故事可疑，不等于那套办法可疑。昆体良自己在同一段里就把这两样分开了——他说，从西摩尼德斯这件事上，人们注意到记忆会被那些印在脑子里的地点帮上忙，而这一点谁都能拿自己的经验验一验：我们不只认得出一个地方，还会想起在那儿做过什么。故事的来路是一件事，办法管不管用是另一件，两件得分开看。
可同一副性子，往另一头拧，就是这一格。让那间屋子被记了两千年的，和让那两句存疑被忘了两千年的，是同一样东西。它不分真假，也不分轻重，它只分记不记得住。
芒格给这一条留下的那句话，短得像句大白话——别只是因为一样事实或者一种观念容易得到，就觉得它更为重要。
格外的话
芒格给这一条开的三条对策——按清单办、请人唱反调、格外重视反面证据——都很实在。原著没细讲的是，这三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全都不指望你想起来。
清单是事先写好的，反方是花力气请来的，反面证据是规定必须交上来的。没有一条是“你要更留神”。我不认为这是巧合。一个只能靠更留神来防的毛病，多半防不住——因为要留神的那样东西，正是此刻没在你眼前的那样。
先说一句不太舒服的：这一格给不了安全感。 你把三条都做完，还是不知道自己漏了什么。你只是从“漏了，并且不知道漏了”，挪到了“漏了，并且知道自己一定漏着点什么”。这两步之间差的不是答案，是一个姿势。
也得承认一条反驳，它站得住：清单会越列越长，唱反调的人会越来越烦，什么事都要先问一句“还有没有没数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这是真的。所以这一条不该拿去过日子，该留给那几个不能重来的决定。
我自己记住的是一个不花钱、也不用多想的动作：下次你觉得“该考虑的我都考虑到了”，先别去检查名单上每一项对不对。只问一句——这上面的东西，是我找来的，还是它自己送上门的？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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