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陌生城市想去看一场盛大的足球比赛，跟着街道上的人流走是最简单的办法。”
——查理·芒格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一个人，对着一整座安静
1967年，纽约警察局一名便衣警察开始把同事收黑钱的证据往上报。他找过顶头上司，找过更上一级，找过监察部门。每一级都听完了。每一级都没有动。
三年里，他要对付的从来不是几个坏警察。没有人说他讲错了，也没有人做任何事——这两件事同时成立，才是他真正卡住的地方。 到最后他把材料给了报社。1970年4月25日，《纽约时报》头版登出关于这座城市警察局系统性腐败的报道，纽约市长这才任命了一个五人小组着手调查，就是后来以主席姓氏命名的纳普委员会。
九个多月之后，1971年2月3日，布鲁克林威廉斯堡，一次便衣缉毒行动。他中了一枪，子弹从眼睛下方打进去，卡在上颌骨里。同去的两名警员没有发出“10-13”——在纽约警察的无线电里，这三个数字的意思是“警员遇险”。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是隔壁楼一位上了年纪的居民。
他叫弗兰克·谢皮科。已故的美国投资人查理·芒格在书里专门写过这个名字，说这个可怕的故事应该多讲讲。而这故事最扎人的地方，不是那一枪。是从他第一次开口到那一天，中间隔着将近四年——四年里每一级都做了同一件事：什么都没做。
你以为的从众，是跟着别人做
芒格给这个倾向下的定义很朴素：一个人自动照着他看到的周围人怎么想、怎么做，去想、去做。
它多数时候是对的。人生地不熟要去看球，跟着街上的人流走，确实是最省事的办法——省下来的是“我得自己判断一次”这份力气。进化把它留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它爱骗人，是因为它划算。
可芒格在同一节里还写了一句，很容易被读过去：人不但会被别人的行动误导，也会被别人的不行动误导；当一个人处在怀疑状态时，别人的不行动就变成了一种社会证据，证明不行动是对的。
不是“随大流就是跟着别人做同一件事”，而是“更常发生的那一半是跟着别人不做同一件事——一屋子人的按兵不动，会被你的脑子当成一份已经有人核过的结论；而这份结论没有作者，谁也不必为它签字”。
两者难防的程度差得很远。一个人做错了事，你至少看得见他做了什么，还能去问他为什么。一屋子人什么都没做，你连一件可以拿来核对的东西都找不到——沉默不留痕迹。
那是他们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芒格说，在社会认同起作用的地方，公司的外部董事通常什么也不做。除非出了让董事会当众难堪的事，否则他们不会反对任何“比拿斧头杀人程度轻”的事情。他引过一位朋友形容这种董事会文化的话：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某家电话公司的董事，那是他们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句俏皮话真正冷的地方在后半截——打那以后再没有人问过他任何问题，而他一直坐在那里。
困惑，加上压力
那么它什么时候最容易发作？芒格自己问了这一句，答案是：困惑，加上压力，尤其是两样一起来的时候。
他举石油公司做例子：一家公司买了个矿场，其他几家很快跟进；换成买化肥厂也一样，两轮都曾蔚然成风，结果都不好。这些高管并非不知道该评估——是评估太难，而迟疑久了让人难受，跟着同行走能立刻把这份难受结束掉。从众替你省下的往往不只是时间，是“我还不知道”这几个字带来的那点坐立不安。
芒格还提到，正因为压力能加强这个倾向，有些不入流的销售机构干脆把这两样东西造出来：把人请进一个封闭的、时间拖得很长的场子，让疲惫先把压力堆起来，再让几个先掏钱的人站出来现身说法。他举的例子是把沼泽地卖给中小学老师。
留意这个配方——它没有说服你任何事。它只是先让你困惑、再让你累，然后把“已经有人买了”摆在你面前。
粗暴的那一种毕竟还看得出来。芒格说，社会认同在广告和促销里起的作用大得超乎想象，“有样学样”这句老话讲的就是它：张三看见李四做了一件事，或者有了一样东西，于是也强烈地想要。所以广告商肯掏一大笔钱，只为了电影里一闪而过的那个喝汤镜头中，汤罐头上印的是自家的牌子。那半秒钟里没有一句话在推销，它只是让你看见有人在喝。
你跟谁在一间屋子里
这条捷径的量程有多大？芒格提到，心理学教授能靠社会认同，让人在测量一样东西的长短时出现很大、很荒唐的误差。连一把尺子量出来的数，都能被旁边人的答案掰弯。
它的力道还不是均匀的。芒格在同一节里写到独立研究者朱迪丝·瑞奇·哈里斯的研究：年轻人最看重的是同龄人的看法，而不是父母或者别的成年人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芒格顺着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对父母来说，与其教训子女，不如去管他们交往的朋友的质量。
这句话对成年人同样管用，只是不太好听。你很难靠讲道理把自己的判断掰正一寸，但你能换一间屋子——因为决定你判断力的，有很大一块并不在你脑子里，而在你旁边坐着谁。
别误会
读到这儿，你心里可能已经在接一句：「那些人是冷漠，我不会那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个倾向为难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根本不以“冷漠”的样子出现。没有人在会上对自己说“我要装看不见”。你只会觉得这事看起来没那么严重——而让它看起来没那么严重的，正是周围那一片安静。
我把安静读成了答案
有过一次开会，桌上摆着一个方案，我心里有个疑问。我等了一会儿，想看看有没有别人先开口。没有人开口。主持人问了一句“还有问题吗”，全场静了两三秒，方案就那么定了。
散会以后走在走廊上，一位同事跟我说，他当时觉得那一块有点问题。我说我也是。
那两三秒里，我并不是决定不说。我是把那片安静读成了一个答案——“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对”。 后来才知道，屋里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读同一片安静，而我们两个读出来的，是同一句错话。
事后我最想不通的不是自己为什么没开口，是我当时那么确信。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犹豫，我觉得自己是在判断——判断的全部依据，就是别人没说话。
轮到你的时候
芒格讲过他父亲的一件小事。他父亲刚在奥马哈当上律师不久，跟一大帮人从内布拉斯加州去南达科他州打野鸡。南达科他州那时的打猎许可证要收钱，本地居民两美元，外地人五美元。排在他前面的内布拉斯加人，全都用伪造的南达科他州地址去申领。轮到他的时候，他禁止自己照办。
这件事的分量不在钱。在于他面前那一长串“前面的人都这么办”，是他当时手上唯一的一份说明书——而他没有把说明书当成理由。
两个今天就能试的小动作。
一是在你要跟着一个“大家都这样”走之前，先问一句：这个“大家”具体是谁，他们各自核过什么。多数时候答不上来——不是他们核过了，是他们各自也看了看旁边的人。
二是如果你就是那个主持会议的人，把“还有问题吗”换成“这个方案最可能在哪一步出问题”。前一句是在向沉默要一份背书，后一句让沉默交不了差。
回到那三年
谢皮科后来出庭作证了，1971年的10月和12月各一次。纳普委员会最终开出了那份报告。
但值得记住的不是他有多勇敢。是他花了三年多才让第一件事情发生，而那三年多里，他敲过的每一扇门后面都坐着人。
芒格说，如果只能从这一条里挑一个教训用于自我提高，他挑这个：学会在其他人犯错的时候别以他们为榜样，因为很少有比这个更值得掌握的技能。这句话里最容易漏掉的，是“犯错”两个字前面那个空位——别人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同样是一次以他们为榜样的机会。
他还顺手给整个人类社会开了两条：坏行为要在散播开之前就拦住；好行为要说出来、要让人看见。第二条常被当成客套。可如果沉默真的会被当成结论，那么把一件做对了的事讲出来，就不只是表扬——它是在往那片安静里，放进一件可以拿来核对的东西。
格外的话
这一格最容易被反过来用：把“社会认同”当成一顶帽子，扣在任何一个跟多数人看法相同的人头上，好像意见和大家一致本身就是不动脑子。可原文开头那句话说得很清楚——跟着人流走去球场，那是最省事的办法，而且它是对的。这个倾向出错，从来不是因为“跟着走”这个动作坏，是因为你没分清这一次跟着的，是别人的判断，还是别人的沉默。
我的判断是：这两样东西的可核程度天差地别。跟着别人的判断走，你至少还能开口问一句“你为什么这么看”；跟着别人的沉默走，你没什么可问的，因为沉默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你只能靠猜。所以真正该设防的不是“和大家一样”这件事，是“大家都没说话”这件事。
有一条反驳我认为站得住：真到了会上，开口的代价是实打实的——被记住，被针对，被当成不合群的那一个；沉默未必是判断失灵，也可能是权衡之后的选择。这话我接受，所以这一条我不打算写成“你应该开口”。我能说的只有一句：把“没有人反对”记成“没有人反对”，别把它记成“大家都同意”。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别，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只需要你别记错。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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