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
——德摩斯梯尼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五个人是怎么上下车的
已故的美国投资人查理·芒格讲过通用汽车的一件旧事。那时通用打算做一款越野车，舒适程度要能跟五座轿车比。这是一家造了大半个世纪汽车的公司，流程齐备、做事讲究：他们做了一系列漂亮的消费者调查，该问的都问了，然后拍板——这款车只设计两扇门。
它的竞争对手没有这么专业。那些人没做那么多调查，只是亲眼看了五个人是怎么上下车的。他们还注意到两件更朴素的事：人已经习惯了舒适的五座轿车有四扇门；而生物大都偏爱固定的活动模式，图的是省力气，也不喜欢用惯了的好处被拿走。
结果是几亿美元的损失。芒格回顾这个决定时说，人脑海里会浮现两个词，其中一个是“哎哟”。
这件事最刺眼的地方在于：出错的那一方，功课做得更足。
芒格给的解释比“调查做偏了”要深一层：过度的所谓专业态度，往往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恰恰是极其仔细的那道流程，最容易让人对自己得出的结果过度自信。调查不是没做，是做完之后，那一沓漂亮的报告变成了另一样东西：一份“我们已经算过了”的心安。
不必先走投无路
大约在基督出生之前三百年，古希腊最著名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留下一句话：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
这句话不是他在书房里写下的格言。他是站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的，为的是劝同胞赶紧出兵，去救北边一座正在告急的友邦城市。同样的话他一连讲了三场，因为同胞们始终不肯相信危险已经到了眼前。援兵后来是派出去了的，只是最后那一支赶到时，城已经破了——居民被卖为奴，城被夷平。这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名言，出生在一次来得太晚的劝告里：误事的从来不只是不动，还有动得太晚。
这句话常被当成一句世故的感慨，芒格却把它当作一条机制来读。他的读法是：人不但会在痛苦面前扭曲事实，把不肯接受的那部分现实推开；而且甚至在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时候，还会一路乐观下去。也就是说，痛苦并不是这台机器的开关。
不是“人是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才开始骗自己”，而是“‘想要’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全部的触发条件——不需要走投无路，也不需要糊涂草率；恰恰是那道做得最仔细的功课，最后会变成你相信自己算对了的理由”。
「我做事一向谨慎，先查资料再决定，从不拍脑袋。这一格说的应该不是我。」
这话我信，也正因为信，才更想请你多留一会儿。谨慎和功课挡得住的是“想都没想”，挡不住“想的全是同一个方向”。你查的每一份资料、算的每一遍账，如果都在回答“它会不会成”这一个问题，那么这些功课不会替你把关，只会替你背书——而且做得越足，背书越硬。
也顺带说清楚一件事：这一格针对的不是乐观本身。芒格用的词是“愚蠢的乐观主义”，这个“愚蠢”是有所指的——不是指心情好，是指让“我希望”替“有多大可能”做了主。一个人可以又乐观又清醒：他知道这件事只有三成把握，还是决定去做，那是他自己下的注；出问题的是另一种人，他把三成在心里读成了八成，然后以为自己下的是稳的那一注。
智商160，照样栽
就在芒格讲这番话的同一年，另一件事正在收场。有一家叫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对自己那套高负债的投资方法极为自信，一头栽了下去——那年九月，十四家金融机构联手拿出三十六亿多美元把它接了过去，第二年清盘了事。用芒格的话说：这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智商，肯定超过160。
聪明和勤奋，挡不住这种错。芒格给的原因很不客气：这些人往往以为自己拥有超人的才华和方法，于是给自己挑了一些更难走的航程。
这半句值得多念一遍。过度乐观最贵的代价，常常不在“判断错了”这一头——判断错了还能改。它在另一头：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行，所以挑了一条本来可以不挑的难路。等到发现自己没那么行的时候，退路已经不在了。
芒格讲这些的时候，台下坐的是一批管钱的专业人士。他一边讲，一边替他们把心里那句话说了出来：你们大概在想，我这家机构总该在平均线以上吧——规模大，请的是最好的人，做事又客观又谨小慎微。他没绕弯子，接着说：靠说服别人吃饭的那些人，这份乐观还要更足一层，每一位投资专家都公开声明自己的业绩高于平均线，而事实恰好相反。 这是芒格自己下的判断，不是本文替他坐实的定论；但那个句式值得记下来——“我们不一样”这四个字，是过度乐观最常用的一件外套。
我也这样算过一次
有没有一次，你为一件事做足了功课——查了很多资料、算了好几遍、还列了表——而正因为功课做得足，你对结果格外有把握。
我也这样算过一次。那阵子我算得很起劲，翻资料、列条目、来回改数，每改一遍都觉得更踏实。后来事情没按我算的走，我回头把那些东西重看了一遍，才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我算的每一笔，都是在补“它能成”这个答案还缺的那块砖；至于“它不成”那一半会长什么样，我一次都没有认真算过。 那不叫算账，那叫攒理由。攒得越厚，我越确信——确信的来源不是数字本身，是我在这上面花掉的力气。
还有一处，回头看才觉得刺眼：算到后来，我反而不太想拿去给人看了。当时的理由很正当，说是别人不了解情况、解释起来费劲；现在明白了，真正的原因是我已经不想听见另一种算法。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在保护一个结论，其实是在保护那份来之不易的踏实。
换一种抓杆的手法
芒格给的对策，一句话就说完了：把费马和帕斯卡那套概率论，用成习惯。他还念叨过一句，说在他年轻的时候，高二的学生就该学会这点数学。
听起来像在劝人多念书，其实说的是另一件事。芒格接着打了个比方：自然进化塞给你的那套经验法则，是不够应付危机的——就像你想打好高尔夫，不能用进化赋予你的那种挥杆姿势，必须去学一套不同的抓杆和挥杆方法。对付过度乐观也是一样：解药不是“少乐观一点”，那还是同一套挥杆；解药是换一套手法。
本栏第 8 格讲概率思维时说过一句话：真正要紧的差别不在“一个准数”和“一个估数”之间，而在一个答得笃定的错答案，和一个难看但诚实的估计之间。这一格要换的手法，正是从前者换到后者。
一个今天就能试的小动作：下次为一件事拍板之前，不妨别只写一行结论，写三行——
第一行，我希望发生什么；
第二行，它发生的可能性，我是拿什么估出来的；
第三行，如果它没有发生，我打算怎么办。
三行分开写，是为了不让第一行悄悄替第二行填空。写完还有一步：找一个“这件事成不成与他无关”的人，把这三行念给他听。不必找懂行的，只要找一个不希望它成真的人——你会发现，有些数字自己念出来都不好意思。
芒格说，要治这种自欺，最好的办法是学那些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他们会系统地批判自己。他引了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一句话：“首要的原则是你必须别欺骗自己，因为自己是最好骗的人。”
回到那两扇门
再看通用汽车那两扇门，会发现一件事：那道调查流程本身，没有哪一步是错的。错的是最后那一下——把“我们已经认真问过了”，读成了“所以我们不会问错”。 这两句中间隔着的，正好就是德摩斯梯尼那句话。
竞争对手赢的也不是更高明的方法。他们只是看了一会儿五个人怎么上下车——那不是更聪明的调查，那是一次没有被自己的期待挡住视线的观察。
功课当然要做。这一格不劝人少做功课——芒格自己把话说得很平：在思考中格外谨慎不全是好事，有时候居然会招来格外的错误，这当然令人烦恼；可大多数好东西都带着讨厌的副作用，思考也不例外。副作用不是不要这样东西的理由，是用它的时候要多留一个心眼。
要留的那个心眼只有一句：做完功课，你手上多出来的是材料，不是把握。 这两样东西长得太像了，尤其在你很想要那个结果的时候。
格外的话
这一格最容易被反过来用——拿“过度乐观”当一根棍子，去打任何一个听起来太美的方向。
芒格自己就在同一段话里顺手举过一个例子：那些坚信刷卡下单、送货上门的杂货店会取代高效超市的人。就当时那一批公司而言，他说对了。其中最出名的一家美国网上杂货店，创立三年后上市，募到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市值一度冲到四十八亿美元以上，前后烧掉八亿多，上市不到两年就申请破产保护了。可要是把镜头再往后拉，上门买菜这件事本身，后来还是成了。
我的判断是：这一格照得出“信得过头的人”，照不出“这件事到底会不会成”。它是一面镜子，不是一台望远镜。 拿它去否定一个方向，等于把镜子当望远镜使——你看见的仍然只是自己。
这条判断也可以被反驳：既然分不清一个人是过度乐观还是真有远见，那这个模型岂不是没什么用。这个反驳站得住，所以我把话说得再精确一点——它能替你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如果我错了，我还剩下什么。 这个问题答不上来的乐观，才是过度乐观；答得上来的，那不叫乐观，叫下注。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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