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没人管，也排队
美国有些小区，单车道的桥头或者地道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交通标志，陌生车辆照样一辆一辆轮流过，很少有人硬抢。高速公路上，想超车的那位身后，常有司机主动放慢速度，让他并进来——已故的美国投资人查理·芒格说，他自己开车时也这样干。陌生人排队买东西，讲究先来后到；捡到一笔意外之财，或者摊上一笔意外损失，人也往往愿意找人平分。芒格把这类现象归到同一条心理倾向上——“康德式公平倾向”，出自哲学家康德那条有名的“绝对命令”：一个人只要还算有文化，就会这样对别人，也会这样要求别人对自己。
他还补了一句容易被跳过的观察：这些“自愿平分”的举动，背后都拖着一份“期待”——一旦这份期待落了空，人明摆着会不高兴。这句话换个问法就是：如果有人手握分配的权力，偏偏不按这份期待来分呢？
这类路口经验摆在一起，容易让人多想一层：会不会只是运气好，赶巧这些场合都没撞上存心占便宜的人？真要弄清楚“不按期待分配，人能不高兴到什么地步”，得把公平这件事送进实验室的手术台，拿真金白银试一遍。
一块钱，收不收
设想一下：一个陌生人，你这辈子只跟他打这一次交道，事情一了，谁也不会再见到谁。他手里有100块钱，规矩是他决定怎么分，你只能说“要”或者“不要”——这就是这类实验被称作“最后通牒”的原因：这份提议只有一次机会，要嘛照单全收，要嘛两个人一分钱都拿不到，没有还价的余地。他要是打算只给你1块、自己留99块，这1块钱，收不收？
按最讲道理的算法推：该收——1块钱总比0块钱多，不要白不要，这单事以后也没有下一次，翻脸没有任何好处。
1982年，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居特和另外两位同事，真把这道题从纸面搬进了实验室，用真钱测了一遍——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几十年下来，全世界重复测了无数遍，结果出奇地稳：手握分配权的那一方，通常会给到四成到五成左右，很少有人真敢只给一两成；轮到对方表态，只要觉得给得太寒碜——一般是低于两成——大概率会被一口回绝。回绝的代价，是自己那一份也没了。
钱明明摆在那儿，说一句“不要”，成本是白扔一笔钱。可这件事，在全世界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如果说了算的人是你
再换一个更极端的版本：这次连“要不要”这句话的权力，都从对方手里拿走了——不管给多少，对方都得照单全收，没有拒绝的余地，也没有任何办法让你吃亏。这就是“独裁者博弈”，1986年由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设计出来，专门把“怕被回绝”这层顾虑直接拿掉，看看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时，到底会怎么做。
按同一套“理性人”的算法，答案很干脆：一分都不用给，自己全拿，反正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恩格尔在2011年汇总过129篇相关论文、616组独立实验的数据，算出来的平均数是：手握全部主动权的那些人，平均分出了28%左右。把两万多个真实决定摆在一起看：一分钱都不给的，占36%；干脆一人一半、分毫不差的，占了将近17%；把钱全部让出去、一分不留的，也有5%左右。
这两成八左右的平均数，还不是这套算法的下限。心理学家加里·查尔斯和乌里·格尼茨2008年发表过一项研究：如果独裁者博弈的匿名做得更严实——分配者压根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平均分出去的比例会降到18%左右；一旦分配者知道对方的具体姓名，这个比例会跳回27%左右。这说明前面两成八左右的平均数里，确实有一部分，是分给“被人知道是谁分的”那份体面；可就算藏到对方连名字都查不到，平均数也没有掉到零。剩下那一成八，才是这套算法里，怎么藏都藏不住的部分。
公平不是道德课教的
不是“公平是道德教育教出来的，卸了教育和约束，人自然会想着替自己多捞一点”，而是“公平是出厂就带、默认在运行的一套算法——权力全在你手上、没人拦得住你，你还是会自动分出去一部分；权力完全不在你手上，你也宁可两个人都拿不到，也要为公平这口气买单。这两头，都用不着教”。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犯嘀咕：这不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句老话吗？
还真不是一回事。“性本善”说的是人心眼好不好；这套算法压根不问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问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它默认就是开着的。这话不是打比方。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艾伦·桑非和同事，用脑成像技术实时记录人在最后通牒博弈里收到报价那一刻的大脑活动：对方要是只肯分1块、自己独吞9块，接受方脑子里一块叫前脑岛的区域——平时负责处理厌恶、恶心这类情绪——会明显跳出来活跃，这块地方越活跃的人，最后真把这1块钱回绝掉的概率也越高；同样一份“只给1块”的提议，如果换成是电脑随机生成、不是一个真人主动这样分的，被回绝的概率反而低了不少。公不公平，是脑子里管情绪的那个角落先皱了眉头；划不划算，是额叶后来才算出来的答案。你分钱、你回绝的那个动作，是这套算法先动的手，“这样比较厚道”“这也太不像话了”，都是事后才补上的说法。
我也算过这笔账
有没有一次，你手里握着一笔可以自己说了算的钱或者好处——一次团队奖金、一份提成、一个可以自己独占的机会——按规矩、按合同，你一个人全拿也挑不出理，可你还是主动让出去了一部分？或者反过来，对方给你的条件其实不算差，你却因为觉得“这不公平”，宁可这单不做了？
我也算过一次这样的账。手里有一笔可以由我一个人拍板怎么分的钱，规矩摆在那儿，我确实可以多留一些给自己，谁都挑不出错。可真要落笔的时候，心里就是过不去那道坎——最后还是往公平的方向多让了一点出去，哪怕分给自己的那份，本可以更多，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先分，后算
对别人：下次觉得谁“斤斤计较”“不识大体”，先别急着给对方的人品下判断——多半不是对方没有公平心，是他心里那把尺子的参照点，跟你的不一样。问一句“你觉得该怎么分才对”，比替对方定性快得多，也准得多，这句话本身就是把决定权交还给对方那套算法，让它自己说话。
对自己：手里握着分配权、真没人管得着你的时候，别急着按“最有效率”的算法把账算到分毫不差——先问自己一句，这个数字换成对方，能不能接受。这一句问下来，往往比精算更管用，因为对方心里那套算法，跟你手里这套，本来就是同一套，用不着猜，代入一下就知道。手里的权力越大、越没人管得着你，这一句就越要问认真——权力大到没人能把关的时候，这句自问，就是唯一还在场的那道关卡。
谁都没让你这么做
那个只给1块钱的提议者，没犯法，没违约，甚至没说谎——照游戏规则办事，一分不少，可对方还是能一口回绝，让两个人都空手而归。那个手握全部主动权的独裁者，把钱全部留给自己，同样没人拦得住他。可实验室外头，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人把类似的话刻进了竹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红绿灯的桥头，也没人规定必须让谁先走。谁都没让你这么做，可一次又一次，你，还有实验室里那些大概率没读过《论语》、也没读过康德的陌生人，自己就这么做了——脑子里那块管厌恶的地方，从来没翻过书，却比谁都先替你打了分。
格外的话
芒格这一格举的例子，都是双方一开始就有共识、“怎样才算公平”不难达成一致的场合——排队先来后到，捡到的钱各分一半，谁都不会有意见。原著没细讲的是，现实里更多的冲突，不是有一方存心占便宜，是双方各自那套公平算法，喂进去的参照点根本不是同一个：涨薪的时候，一方比的是“自己比上次涨薪时多干了多少”，另一方比的是“同岗位的人拿多少”；分东西的时候，一方比的是“谁出力更多”，另一方比的是“当初说好的份额”。两套算法都在认真运行，算出来的“公平”答案却对不上号，于是两边都觉得自己在讲道理，对方在耍无赖。这时候比嗓门、比谁更坚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吵架的两个人，用的其实是同一套康德式公平倾向，只是喂进去的参照点不一样，倾向本身没有错，错在两个人心里，装的不是同一张表。
我自己现在遇到“对方怎么这么不讲理”的时刻，会先问自己一句：他心里那把尺子，量的是不是跟我同一件事。十次里有好几次，吵的根本不是该不该公平，是拿哪个数字当公平的起点——这条不查清楚，道理讲到天亮也没用。问清楚这一点，很多时候那口气也就消了大半——不是谁让了步，是两边终于在算同一道题。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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