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
——沃伦·巴菲特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一位律师，和他打不完的官司
先说一个当律师的人。
阿尔弗雷德·芒格在奥马哈当了大半辈子律师，经手过大量家族内讧的案子——不是外人之间的纠纷，是同一个姓氏的人，为了一处房产、一句遗嘱、一笔说不清的旧账，把彼此告上法庭。这类案子在他手里，谈不上稀奇，稀奇的是它们从没断过：输赢反倒不是最费工夫的部分，最费工夫的，是原告和被告本来是一家人。案子摆上桌面的，是产权和条文；没摆上桌面、谁也懒得写进诉状的，是那句“我们小时候明明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他的儿子——已故的美国投资人查理·芒格——后来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教授教的是“物权法”，条文讲得清清楚楚，却从没提过一句“兄弟之间怎么闹到要打官司”。芒格晚年回忆起这段，说了一句不太客气的话：这所法学院脱离现实，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被戴上了眼罩——眼罩确实管用，马不会被路边的动静吓着，可它也因此只看得见眼前这一小块地方。
法学院教你怎么把一份财产分清楚，没人教你财产背后那股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有钱人的特权，是能恨得起
芒格身边有个很风趣的朋友，恰好也姓巴菲特——沃伦·巴菲特，后来成为他几十年的投资搭档。这位朋友跟他解释过一句话，芒格转述给很多人听过：穷人和富人真正的区别，不是谁更贪心，是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
这句话第一遍听像个段子，细想一层是句实话。穷人家的兄弟姐妹，一样能因为一处老宅、一笔欠账反目成仇，只是打官司要花钱，这份恨意没处使，日子久了，多半只能咽下去；有钱人家吵的是同一件事，恨的心思分毫不少，只是账户里刚好有钱，能供这份恨意，一路打上十年八年。这跟“先算计钱、才反目成仇”的直觉印象，恰好是反的——不是钱招来了恨，是恨本来就在那儿，钱只是给了它一个战场，和一路打下去的本钱。换句话说，一场家族官司打不打得起，从来不是感情深浅的度量衡，只是钱包厚薄的度量衡。
钱不是恨意的起因。钱只是恨意的续命钱。下次再看见一场扯了很多年的家务官司，不必急着感叹人心复杂——账户余额，常常比人心更能解释，这场仗为什么打得起、打得久。
这东西是天生的，连猴子都逃不掉
查理·芒格说过，人天生就会讨厌和憎恨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这跟他讲过的另一件事正好相反：喜欢一个对你好的人，是写在基因里的反应；讨厌一个对你不好的人，同一套基因在管。猿类和猴子身上，能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反应。这两套反应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按对了是恩情，按错了是仇怨，硬币本身不负责分对错，只负责按下去——按下去之后的事，才轮到你我自己去分辨。
人类想了很多办法，压这份天生的恨意，效果有限。芒格说，即便到了宗教普及、文明制度发达的今天，大规模的冲突也从没有真正停过，只是换了个出口——瑞士和美国，都在用一样东西，把个人和群体的讨厌与憎恨“引导”到不致命的地方去发泄，那就是选票箱：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不满，攒到投票那天一次性发泄完，谁都不用见血。这大概是人类想出来的、比较体面的一种解法——恨意关不掉，那就换个地方让它发作。
英国有一句老格言说得更直白：“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选票箱也好，这句格言也好，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没有一种制度真的把恨意关掉了，顶多是把它挪到一个流血更少的地方。
这台机器的两个动作
芒格把这套反应总结成两个动作：一是自动忽略讨厌对象的优点；二是——这条最要命——为了维护这份恨意，去扭曲跟这个人本来毫不相干的其他事实。
这两条凑在一起，杀伤力比听上去大得多。比如你跟一个共事的人结了梁子，从此他做成一件事，你归成运气；他哪次没做好，你归成人品。他提的方案，哪怕跟你从前赞成过的路数一模一样，你也能当场挑出一堆新毛病。不是你突然变得挑剔，是这台机器已经开始运转——它先把“这个人不行”定成了案子，剩下的，全是它在替这桩案子找证据。
这道理谁不知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老话早就讲过了。
老话没说错，只是把这台机器的开机条件设得太高了——它讲的是“仇人”，已经正式挂了号、双方都认了的那种。可这台机器根本不用等到那一步。你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讨厌上一个人，它已经开庭；等你说得出“为什么讨厌他”的时候，那些“为什么”，多半不是证据在前、定罪在后，是它先定了罪，再连夜替你把证据补齐。
不是“讨厌是对坏人坏事的正常反应”，而是“讨厌是一台先定罪、后找证据的机器——罪一旦定下，它会自动抹掉对方身上一切说得过去的地方”。
这一格不是让你别讨厌
这一格不是劝你别讨厌谁——讨厌关不掉，芒格说得很清楚，这是写在基因里的反应，连猿猴都逃不掉，你我更逃不掉，也不必为此自责。
真正值得多想一层的，不是“我讨厌他”这个事实本身，是紧跟在后面那句——“所以我看他不顺眼，都是有道理的”。前半句是天性，你说了不算；后半句才是那台机器悄悄替你办下的案子，值得你自己重新过一遍堂。法庭讲究先审后判，这台机器反过来，是先判后审——这道审，不是走给别人看的，是你自己心里欠的一道程序。谁也不会为此传你出庭，可这笔账，终究记在你自己名下。
我自己也吃过这个亏
有没有一次，你跟谁闹掰了，或者单纯地看谁不顺眼——过了一阵，回头一想，才发现自己早就把他做对的事、说对的话，在心里悄悄抹掉了，甚至有件明明是他占理的事，你当时想的却是他又在使坏？
我自己也吃过这个亏——有一回跟一个人闹得不愉快，从那天起，我几乎看他做什么都不顺眼：他准时，我说他刻板；他晚到，我说他不上心。回头才想起来，这两件事他一直都是这样，闹掰以前我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变的不是他，是我心里那台机器，从闹掰那天起，就没停过替我找理由。最让我意外的不是自己会犯这个错，是它运转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在犯错——直到很久以后回头看，才后背发凉。
一个笨办法：先说他一处对的
程序关不掉，但可以逼自己在它跑完判决之前，多做一步。
下次要数落一个你讨厌的人，先别急着往下说，逼自己说出他在这件事里做对的一处——哪怕只有一处，哪怕很小。说不出来，恰好是个信号：不是他真的一无是处，是这台机器已经把“找优点”这个选项，提前从你脑子里删掉了。
比如家庭群里又在吵那处老宅该怎么分，你正准备开口说对方贪心，先逼自己说一句他这件事上做对的地方——哪怕只是“他至少把这些年交的税算清楚了”。说出这一句，不会让你马上不生气，但能让你确认一件事：这口气，是冲着这件事，还是冲着这个人。
这不是要你违心地夸他，也不是要你替他开脱。这道复核只做一件事：把“这个人这件事到底做没做错”和“我讨不讨厌这个人”，重新拆成两个问题，不再像那台机器一样，用同一个判决，打发两笔账。这道复核也不保证你会因此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可能这件事真做对了，人却依然难相处；只是这两笔账，你自己心里得清楚，是两回事。
回到那间挂着眼罩的法学院
回到芒格那句抱怨。法学院没教错什么，物权法确实该讲产权怎么分。它漏掉的，是产权背后那股火——两个曾经睡上下铺的兄弟，怎么就恨到要在法庭上，争一处未必值多少钱的老宅。
芒格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律师，这样的官司，他大概比谁都见得多。他多半比谁都清楚：钱能买到的，是把这场官司一路打完的力气；钱买不到的，是让这份恨意从一开始，就没有生根的机会。那笔账，得在恨意还没来得及替你把证据补齐之前，自己先算一遍——这道算法，芒格自己也是当了几十年律师的儿子、走出那间法学院很久之后，才想明白的。
格外的话
这一格最容易被听成“离你讨厌的人远一点就好”——但更值得想的是反过来那一半：你此刻笃定讨厌、笃定看不顺眼的那个人，那些让你觉得“我没错，是他真有问题”的证据，会不会，只是判决先做出、证据后补上的？
家庭内讧最难缠的地方，从来不是分清谁对谁错——是两边一旦都被这台机器接管，“对错”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不重要了。这也是劝架的人最容易劝错的地方：他们劝的是“对错”，可两边真正较劲的，其实是各自那台机器，谁的证据补得更齐、更说得过去。谁先低头，去查一遍自己这本账，谁就先松了那口气。这道复核谁都能做，难的是气头上，自己愿不愿意先做这一个。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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