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教的是，细菌不在胃里生长。我当学生的时候，这件事被认为明显到几乎不值一提。」 ——罗宾·沃伦，2005 年诺贝尔奖演讲
向谦备忘录，启发小进步，我是徐向谦。
一条细细的蓝线
1979 年 6 月，澳大利亚的一间病理科。
医生罗宾·沃伦在显微镜下看一张胃黏膜切片。这是他每天要看几十张的东西。那一天，他在组织表面看见了一条细细的蓝线。
换到高倍镜下，那条线散开了——是密密麻麻的细菌。
他又换了一种染色的法子。这一回，低倍镜下就能轻易看见：一层小小的弯曲杆菌和螺旋菌，紧紧贴着上皮表面，常常排成栅栏那样的一列。
麻烦在于，这件事不该发生。
当时的医学教科书写着，胃是无菌的。理由听上去无懈可击：胃酸那么强，细菌进去活不了。所以病人捂着肚子来看溃疡，医生查酸、查压力、查饮食、查性格——没有人去找细菌。
同事们看了沃伦的片子，给出的解释是：你的标本污染了。
这不是他们懒，这是他们受过的训练。 沃伦自己后来说得很准：在他念书的年代，「细菌不在胃里生长」这件事，明显到几乎不值一提。
而一句不值一提的话，是不会有人去验的。
有人查过一千多份
事情还有更让人不安的一层。
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陆陆续续有人在胃里看见过螺旋状的东西。这条线索没有自己断掉，是被掐断的。
1954 年，一位美国研究者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用盲吸活检的办法，取了一千多份人的胃黏膜标本，一份一份地查。
结果是：一个螺旋体也没找到。
于是他给出结论——以前那些人看见的，都是污染。
这篇论文当时看起来无懈可击：样本量够大，方法统一，结论干脆。它随后成了这个领域几十年的一道门，把后来人挡在外面。
可我们今天知道，在他取样的那个年代，人群里超过一半的人身上带着这种细菌。一千多份标本里，本该有五六百份是阳性的。
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查到？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他用的那种染色法，根本显不出这种细菌。
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
沃伦是在一张片子上看见一条蓝线，换了一种染色才看清；那位研究者查了一千多份，因为染色法不对，一份也没看见。同一样东西，一种看法看不见，换一种就看见了。
而后者比前者努力得多。他不是没下功夫，他把功夫全下在了加大样本上。
加数据加固不了一条错的地基，只会让它看上去更像地基。
不是敢不敢拆
讲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要敢于挑战权威。
这个结论只对了一小半。
沃伦缺的从来不是胆子。他后来补上的是另一样东西——他把「胃是无菌的」这句话从地基上取下来，摆到桌面上，问了一句：它是从哪儿来的？
一问才知道，它不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一条推论：胃酸很强，所以细菌活不了。这条推论听上去像化学，可从来没有人真把细菌放进人的胃里试过。
所谓第一性原理，不是敢不敢推倒重来，是分不分得清哪些是拆不动的事实，哪些只是「一直这样」。
「胃酸的酸度极高」——这是事实，拆不动。
「所以细菌在胃里活不了」——这是推论，没人验过。
两句话挨着，中间只隔一个「所以」。而那个「所以」，藏了半个多世纪。
最麻烦的地方正在这儿：假设长得跟事实一模一样。 都是陈述句，都被人说了很多年，都没人怀疑过。你要是不专门去分，它们在你脑子里就是同一堆东西。
你今天也在用它
说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这样想：我又不搞科研，我哪有什么第一性原理。
你每天都在用，只是没查过。
- 这个岗位就得招有经验的。
- 孩子这个年纪就该学这个。
- 我们这行的毛利就是这么低。
这三句话你多半都听人说过，也多半都当真话用过。里面有没有事实？有。有没有「一直这样」？也有。 麻烦的是它们混在一起，谁也没标过。
我把一句「一直这样」当过事实
我一直认为，要减肥就得靠锻炼。
这句话我用了很久，从来没想过要去验它。它不是我自己推出来的，是我一进这个门就在的——周围人都这么说，我就这么用了。
而且它听上去有根有据。锻炼消耗能量，这是事实。所以要瘦下来就得多消耗——这哪是推论，这简直是算术。
让我起疑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画面：浴缸。
水龙头开着，塞子也拔着。水位是涨是落，得看两头——进多少，出多少。可这么多年，我只盯着出水那一头使劲，进水那头开多大，我一次也没量过。
那如果我练得很凶，同时也吃得很多呢？水位到底往哪儿走？
这笔账，我居然从来没算过。
真要算，我才发现问题不在「锻炼有没有用」上。「锻炼消耗能量」是事实，「所以减肥主要靠锻炼」是推论——这条推论成不成立，取决于另一头开多大。而另一头，我压根没往账本上记过。
两句话挨着，中间还是那个「所以」。
这条弯我绕了断断续续很多年。不是绕了几个月，是很多年里我一次也没想过去看另一头。
我不打算在这儿讲减肥到底该怎么减，那不在我这一格里——第 4 格刚说过，圈外的事别急着下结论。我要说的只是那个「所以」。
现在回想，最让我不舒服的不是当初信错了，是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一句可以被怀疑的话。它在我这儿的位置，不是一个观点，是一块地板——人是不会怀疑自己脚下那块地板的。
原理和战术，别守错了
那怎么分？
有一个笨办法，就一句话：这件事，什么情况出现了，就说明它是错的？
答得上来的，是事实——哪怕它今天还没被推翻，它至少给自己留了一个能被推翻的口子。答不上来的，那不是事实，是信念。
拿上面那句试试。「我们这行的毛利就是这么低」——什么情况出现了说明它错了？有一家同行做到了不止这个数。那就去找。找不着，它接近事实；一找就着，它一直是个信念。
分清楚之后，真正的好处才出来。
美国的动物行为学家坦普尔·葛兰汀，设计过一套弯曲的赶牛通道。牛有往回走的天性，弯道顺着这个天性铺，牛走得安静。这套设计后来被整个行业采用，几乎成了标准。
2014 年年初，一本讲牲畜操作的行业刊物登了一篇分析，直接质疑这套设计：弯道未必更好，直的通道配上正确的操作，效果一样，有时还更好。
半年后葛兰汀公开回应。她没有护着弯道。 她说，最要紧的是结果，而结果应该是牛群安静、有序地移动；等一个牧场主真花时间用低应激的方式跟他的牛相处之后，设施本身的设计就越来越不重要了。
留意她守住的是什么，放掉的是什么。
弯道是战术。让牛少受惊，才是那条拆不动的东西。 战术被人否掉了，她手上的东西一点没少——因为她要的从来就不是弯道。
大多数人反过来：守着战术，把原理丢了。所以战术一被否，人就慌，因为除了这个战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你正在坚持的这件事，是原理还是战术？ 也有个笨办法：如果明天有人证明它没用，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整个错了？会——那你守的多半是战术。
那杯褐色的液体
回到胃里那些细菌。
沃伦找了一个年轻医生合作，那人叫巴里·马歇尔。两人凑齐了病例，1983 年在《柳叶刀》上发了一封信。同行的反应很平静，平静得像没看见。
事情卡在一个地方：他们能证明溃疡病人的胃里有这种细菌，却证明不了是这种细菌引起了病。
1984 年的一天，同事递给马歇尔一个 200 毫升的烧杯，里面约莫四分之一满，是浑浊的褐色液体——一块培养了四天的菌苔，用溶液打散了。
他一口喝了下去，然后禁食一天。
前三天没事。第三天吃过一顿面条，他觉得胀得难受。第五天天刚亮，他恶心得冲进卫生间吐了出来，吐的东西清亮，不带酸。接下来几天，疲倦，睡不好，口臭。
第十天做胃镜。取下来的标本，病理报告的说法是：挤满了细菌和脓细胞。
这件事后来常被讲成一个勇气故事。我觉得讲反了。
他要的不是勇敢，是造一件能被验伪的事实。
一个原本健康的人，喝下这种细菌，会不会得胃炎？会——那么「胃是无菌的」这条地基就塌了。不会——他自己认输。
他没有在跟教条吵架。他把一句吵不清的话，换成了一件能验的事。
2005 年，沃伦和马歇尔拿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今天，胃溃疡用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就能常规治愈。
而从 1979 年那条蓝线到 2005 年，中间隔了 26 年。
格外的话
这一格接得住，但有两处得说明白。
第一处，「第一性原理」这个词，在中文里已经被用反了。
它现在多半是宣言的开场白——我要重新定义这个行业，我要从零开始造一遍。可它原本是一道减法：承认你能确定的东西，比你以为的少得多。
用这个词的人越来越多，真做那道减法的人越来越少。说「我要用第一性原理思考」的人，往往连一条自己正在依据的前提都没拆过。
顺带说一句它跟第 2 格的关系。格栅是加法——多挂几个模型上去，看事情的角度就多；第一性原理是减法——把不是地基的东西一层层拆掉，剩下的才敢站上去。一个往上加，一个往下拆，方向正好相反，两样都得会。只加不拆的人，模型越多，错得越结实。
第二处，拆地基是有代价的，这一点原书没说。
沃伦从 1979 年那条蓝线，到 2005 年领奖，中间 26 年。这 26 年里他不是一路凯歌，他是个在同行眼里有点固执的人。
真去拆一条地基，多数时候的回报不是诺贝尔奖，是被人当成怪人。这是实情，不说就是不诚实。
所以我自己用这一格，用得很保守：它的日常用法不是「去推翻」，是「知道哪些能动」。 葛兰汀把弯道换成直道，比推翻一个行业容易得多，也有用得多——她只是知道哪一层可以动，哪一层不能动。
分清楚了不一定要动手。但不分清楚，你连自己在赌什么都不知道。
遇事想不明白，别急着用力，先——
换个模型，再想一遍。
多一个模型，多一双眼睛。
下一格 · 思想实验
向谦备忘录，愿你每篇都有收获，我们下篇见。
致谢与出处
本讲模型取自 The Great Mental Models（谢恩·帕里什等著，共四卷，暂无中文版；本栏不另起译名）。胃溃疡与幽门螺杆菌作为第一性原理的主案例、以及坦普尔·葛兰汀弯道那一段的用法，均出自该书第一卷。
题眉那句话与沃伦 1979 年 6 月的观察经过，出自他 2005 年 12 月 8 日的诺贝尔奖演讲；「一条细细的蓝线」是他本人的说法，换用的那种染色法是 Warthin-Starry 银染。马歇尔 1984 年那次自身试验的全部细节——200 毫升烧杯、四分之一满的褐色液体、第三天的胀、第五天清晨的呕吐、第十天胃镜标本「挤满了细菌和脓细胞」——出自他同日的诺贝尔奖演讲。两篇演讲的中文均为本篇自译。两人的通信发表于 1983 年 6 月的《柳叶刀》；2005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二人，表彰其发现幽门螺杆菌及其在胃炎与消化性溃疡中的作用。
有三处口径需要交代。
一是那位 1954 年发表论文的美国研究者，本篇只写身份、不写人名：他的论文题名与刊物年份可查（《Gastroenterology》1954 年），但卷期与页码我核不到，按「核不到的不署到任何人名下」处理。一千多份标本、未见螺旋体、据此断定前人所见系污染，以及此结论此后数十年成为该领域障碍，依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收录的幽门螺杆菌研究史专著。
二是本篇没有写「这种细菌早在 1875 年就出现在医学文献里」。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 1875 年是两位研究者提出「溃疡由细菌引起」的假说，不是发现这种细菌；马歇尔本人在诺贝尔奖演讲里能追溯到的最早记载是 1892 年。所以本篇只写「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陆陆续续有人看见过」，不给年份。
三是葛兰汀那段话，本篇写的是她的意思，不是她的原话。那篇质疑发表于 2014 年 1 月的《Stockmanship Journal》第 3 卷第 1 期，作者是惠特·希伯德与琳恩·洛卡泰利；她的回应发表于同年 6 月 16 日的 On Pasture，原话是英文，落点为「最要紧的是结果，结果应该是牛群安静、有序地移动」。她并没有说过「弯道从来不是第一性原理」这样一句话，那是转述，所以本篇不加引号，也不署到她名下。
另外要说明的是：文中那段关于减肥的经历是我自己的，经过与时长按我记得的写，没有夸大；本篇不对「减肥该怎么减」下任何结论，那一段只用来说明我当年把一条推论当成了事实。
需要分清的是：把「事实」与「一直这样」拆成两堆的说法、那一问（什么情况出现了就说明它是错的）在中文语境里的用法、以及「格外的话」里关于这个词被用反了、和关于拆地基有代价的两段判断，都不出自上面几处来源，是我自己的。责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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